心理
1981年秋季的一天，新罕布什尔州一座经改建的修道院前，八名70多岁的老年男子走下了面包车。他们步履蹒跚，其中一些人像关节炎患者一样弯腰驼背，还有两位拄着拐杖。他们进门后，就像进入了一条时间隧道。老式收音机里传来佩里·科莫(Perry Como，人称“C先生”，美国歌手、电视明星)的低声吟唱。黑白电视机上，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美国娱乐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正向嘉宾们表示欢迎。这里的一切——包括书架上的书和四下里散落的杂志——都是为营造出1959年的氛围而设计和布置的。在五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这些老人暂时的家园。他们所参与的，是年轻的心理学家埃伦·兰格(Ellen Langer)精心策划的一项“激进实验”。
虽然受试者们的健康状况都相当不错，但衰老已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那时还没有‘75岁是新的55岁’这样的概念，”兰格说，如今67岁的她是哈佛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心理学教授。这些老人在抵达实验地点之前接受了一系列检查，如灵巧性、握力、柔韧性、听觉和视觉、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当年，这些很可能是老年学家掌握的最接近年龄测试生物标志物的指标。兰格预测，五天之后，当受试者们结束大强度心理干预的时候，这些指标都将大为改观。
在此之前，兰格已经进行了两项涉及老年患者的研究。其中一项发现，在奖励的激励下，处于记忆力减退早期阶段的养老院老人能够在记忆力测试中获得更好的成绩。这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对外界漠然被错误地当作大脑退化。在另一项如今被公认为社会心理学经典的研究中，兰格将室内植物分发给两组养老院老人。她告诉其中一组老人他们要负责养活这些植物，并允许他们对自己的作息安排做出选择。而另一组老人则被告知，植物有工作人员照顾，且他们没有得到作息安排上的任何选择。18个月后，关怀植物、并能对自己的作息时间表做出决策的那一组仍然健在的老人是对照组的两倍。
在兰格看来，这些证据显示了当时的生物医学模式——即心灵和身体分道而驰——陷入了认识误区。12月，当我在她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办公室里见到她时，她说，当时医学界相信“病原体侵入是导致人体患病的唯一途径，而要恢复健康，也惟有摆脱病原体”。她逐渐产生的一个设想是，人需要某种心理上的“触发刺激”来自行痊愈，也就是触发身体自行动用所有的康复手段。让上文提到的老年男性汇聚新罕布什尔州，进行她后来所称的“逆时针”研究，就是测试这个假设的一种方式。
她要求实验组的老人不要止步于对旧时光的缅怀，而是要让自己穿越回去，栖息于其中——“从心理层面尝试做回22年前的自己，”兰格向我描述道。她还对他们说：“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如果你们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你们会觉得自己还是1959年的那个人。”从他们进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当做年轻人对待。他们被告知，他们必须自己把行李搬上楼去，哪怕他们一次只拿得动一件衬衫。
每天，他们讨论着体育(约翰尼·尤尼塔斯[JohnnyUnitas，曾获国家橄榄球联盟最有价值球员]或威尔特·张伯伦[WiltChamberlain，前美国NBA联盟职业篮球运动员])和“时事”(美国发射第一枚卫星)，或是评析刚刚看过的电影(詹姆斯·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主演的《桃色血案》[“Anatomyof a Murder”])——他们使用现在时态谈论这些50年代末的物品和事件，这也是兰格主要的“触发刺激”策略之一。不会有任何东西，包括镜子和现代服装，来扰乱这种“时光倒流22年”的幻觉，即使有照片，那也是他们自己年轻时的肖像。
在这段小住结束时，这些老人再度接受了检查。实验组在多项指标上远远优于对照组。后者之前就来到了这所修道院，但研究人员只鼓励他们回忆过去，而没有要求他们想象自己重返年轻时代。实验组老人的身体柔韧性更强，手部更加灵巧，坐姿时腰背也挺得更直——正如兰格所猜测的那样。也许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视力也有所改善。独立的评委表示他们看上去更年轻了。兰格告诉我，实验组受试者“让自己的心境回到了年轻时代”，他们的身体也随之调整。
实验结果太棒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听起来就像卢尔德(法国南部小镇，著名朝圣地，相传人们可以在那里治愈一切疾病——译注)一样，”兰格说。虽然她和她的学生们在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人类发展的较高阶段》(Higher Stages ofHuman Development)中用一个章节的篇幅介绍这项实验，但他们省略了很多动人的情节，例如，在等巴士返回剑桥时，这些之前很僵硬，仿佛一动就会咯吱作响的老骨头自发组织了一场触身式橄榄球赛。出于对退稿的担心，兰格没敢将这些内容写在投稿给刊物的文章中。
毕竟，这只是为期五天的一个小样本研究，设计中存在大量潜在混淆的变量。(或许是整个实验令人振奋的新颖性，或者是受试者为了取悦测试者而格外努力，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某些指标的显著改观。)但更为根本的是，这项研究的标新立异使兰格不太好意思到处展示。“在我看来，这跟该领域当时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相去太远，”她说。“要知道，那时没有人谈论身心医学(mind-bodymedicine)。”兰格没有尝试重复这项实验，主要是因为它太复杂，成本也太高，每次她产生再试一次的念头，她都劝阻了自己。直到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聘请兰格担任顾问，重复了这项实验，并将其做成一档节目，名为“年轻一代”(The Young Ones)，把六位年迈的前名星当作实验对象。
这些明星们被老式轿车送到了一幢精心改建成1975年风格(甚至包括那个时期俗气的墙面艺术)的乡间别墅。一周后，他们重新露面，一个个都显得青春焕发，就像当年兰格实验中那些年逾七旬的老人一样。他们的检测指标也出现明显改善。有个人进去时还坐着轮椅，出来时却可以自己拄着拐杖行走了。还有一位，一开始就连穿袜子也要别人帮忙，到实验结束前夕却操办了告别晚宴，意志坚定精神抖擞地忙进忙出。其他人步行时腰杆也挺得更直，确实看起来年轻多了。他们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再次觉得自己重要，有价值。后来兰格想到，唤醒自我意识也许在他们身体重现活力的神奇变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这档分四集播出的节目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 Award，相当于英国的艾美奖[Emmy])提名，并引发人们对兰格的研究产生新的关注。去年，兰格的一个朋友邀请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麦克莱恩医院(Harvard’sMcLean Hospital)的精神病学家、医务和临床主任杰弗里·雷迪格(Jeffrey Rediger)与同事们一起观看了这档节目。雷迪格早就对兰格当年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的研究略知一二，但这个为电视制作的版本生动展现了该项研究的诱人影响。“兰格是哈佛大学里真正懂行的几个人之一，”雷迪格告诉我。“也就是说，健康和疾病在更大程度上植根于我们的思想和心情，以及我们在世上如何体验自己，而这是现有医学模式根本不理解的。”
去年冬天，我和兰格从校园里一起步行到她家去，房子里冷得好像冷藏室一样。后门整天敞开着，好让她宠爱的那条老西高地白梗犬格斯(Gus)可以自由地跑到院子里去玩。(兰格的伴侣，南希·海明威[Nancy Hemenway]通常在家，但那天正好出去了。)格斯患有脑肿瘤。“照说它在一年前就会死，”兰格说。“但我觉得它说不定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久。”
兰格在厨房里忙活着，拿出宽面条准备做意大利千层面，好在期末聚会上招待大家。这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她最后一次跟自己的学生碰面了——寒假开始后，大家将各奔东西，而她准备动身前往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休长假，她和南希在那里还有一个居所。(兰格计划通过Skype参与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
“这是家传的菜谱吗?”我问起了晚餐。
“我从不拘泥于菜谱的——这你知道，”她一边说，一边往面上大量地堆奶酪。“再说，就算我搞砸了又怎么样?这又不是谁最后的晚餐;就算我做的千层面不好吃，难道我的学生们就会因此不爱戴我?”
兰格出生于布朗克斯，在纽约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想着以后进医学院。然而，在她听了《心理学101》(Psych 101)课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她师从的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后来去斯坦福大学任教，并在著名的监狱实验中研究了权威和服从的影响。兰格从津巴多教授的讲课中发现，人类行为比她之前学的东西更有意思，于是她很快换了专业。
她的研究生阶段在耶鲁大学(Yale)度过，在那里，一场扑克游戏给了她启迪，使她写出一篇有关通常讲究逻辑的人们迸发突发奇想的博士论文。兰格的结论是：即使聪明人也容易陷入对于偶然事件的“控制错觉”。我们真的算不上一种高度理性的生物。认知偏见经常将我们导向错误的方向。兰格认为，人们养成了不假思索的习惯，这使他们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理念误导。这一观念的形成早于许多流派的“行为经济学”，也早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的研究。但与许多锲而不舍地钻研某个概念、直到它为自己所有的研究者不同，兰格的思维经常信马由缰地转向其他研究领域。“我从来不是能追着一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或许这是一种性格缺陷，”她说。“部分原因是我总是有太多的想法。如果现在让我激动不已的东西没能搞出名堂，那没关系，因为始终存在下一个可能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兰格逐渐确信，多数人不仅被自己的偏见带上歧途，还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极其漫不经心。就像她所说的，“他们就是心不在焉。”兰格的推理是，当你心不在焉的时候，你很容易被牵着走。她设立了多项研究，旨在揭示人们思路和行为很容易被细微的“触发刺激”所操纵。